原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副处长、第十五绥靖区第二处少将处长董益三配资老牌炒股配资门户，跟原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有过一次“激战”，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还单开一节讲述“‘龙游浅水’黄维挨耳光·黄维跟学习小组组长打架”进行了精彩描述。
沈醉的五本回忆录，笔者都买齐了，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很生动详实，但细看之下却发现那五本书关于同一件事的记载也不尽相同，后来又买了全套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还发现了更有趣的问题：部分战犯特赦后留在北京，当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他们自己写回忆文章，也对其他“同学（战犯在管理所互称）”写的回忆文章进行“订正”，《选辑》中被“订正”次数最多的，就是沈醉。
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对董、黄之战的描述，明显是有倾向性的，也就是“同情黄维”而“厌憎董益三”，更有趣的是后来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组长为文强，两个副组长就是沈醉和董益三——他们在战犯管理所期间，相处并不是十分融洽。
沈醉与董益三的个人恩怨暂且放下不提，咱们今天就是要根据四篇回忆文章，来还原那场董少将与黄中将的肉搏战：全小组七人，其中五人参战，两人中立旁观，参战者中还有一人身份成谜。
这四篇为我们提供参考的文章，就是黄维的《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沈醉的《战犯改造所见闻》，以及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管理员雷皓的《进京前后参与管教国民党战犯纪实》。
按沈醉的说法，那次打架是董益三和黄维一对一单挑，董益三“随手打了黄维一个耳光”，黄维“还击”的时候，梁培璜推开了董益三，要不然黄维那一拳下去，董益三不死也得重伤。
第一批特赦的青年军第二〇六师师长邱行湘，邱行湘有个妹夫叫黄剑夫，黄剑夫起义前是蒋军第三三六师师长、第七十六军副军长，黄剑夫有个儿子叫黄济人，黄既然写了本报告文学名叫《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反映战犯改造生活的电影，就是取材于这本书——黄济人采访了包括黄维在内的多位特赦人员，记载的事情应该比沈醉的叙述更详实可信：那一战发生时，沈醉跟黄维并不在同一个学习小组，而且一开始各组之间也不能随意串门（后来放开了），所以沈醉的描述，颇有道听途说讲评书的意思。
黄济人采访得到的信息，是董益三“重重打了黄维两耳光”——打过架的都知道，挨一个耳光和挨两个耳光，性质是不一样的，据黄济人了解，梁培璜当时不是推开即将挨拳头的董益三，而是拉倒了黄维：“梁培璜眼尖手快，轻轻将董益三一拉，黄维一个趔趄，跌倒在地。待黄维从地上爬起，脸颊已是皮破血出了。”
“轻轻一拉”就能把黄维摔得皮破血流，这是不是拉偏架，黄维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是另外一个说法：“梁培璜以为我在写检讨材料，好奇地凑过身来看，不料他看到的并不是什么检讨，而是两句骂他们的打油诗：‘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这下子把梁培璜气坏了。这时，组长、副组长人多势众，大兴问罪之师，并向我动起手来，我便回手迎战，因为用力过猛，自己却跌倒在地上，脸也碰破了。”
黄维作为当事人，在回忆文章中是详细罗列了同组同学名单的：“我那个小组共有七人，组长王某(原某地行政专员)，副组长董益三(原属军统)、李宰卿(某地方团队头目)。另有阎锡山的旧部梁培璜、傅作义旧部陈长捷、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我们这几个人过去互不相识，又属于不同派系，因此彼此心存隔阂。”
黄维说自己是被一伙人打了，他甚至没有单独提董益三的名字，而是重点强调了梁培璜在这次“战斗”中的“作用”。
那场架绝对是几个打一个，这一点雷皓的文章最可信：雷皓在井陉的时候，就在华北局社会部（部长为许建国、副部长为杨奇清）预审部门一室四科工作，科长是姚伦（就是后来的功德林战犯管理处处长，也是王英光的历史原型、电影《决战之后》顾问），雷皓在井陉最早接管的两个战犯，就是康泽和董益三。
后来雷皓在姚伦领导下又接管了功德林：“康泽和董益三是乘汽车专程抵达北平的，康泽和董益三进功德林单独关押。不久，华北军区军法处将一部分在华北地区俘获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移交给我们关押。其中有在临汾战役中俘获的阎锡山的原第二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梁培璜、在洛阳战役中被活捉的原国民党青年军整编二〇六师少将师长邱行湘，以及在天津战役中俘获的原天津市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副司令林伟俦等，前后约有二十名。”
董益三、黄维等人进入功德林的时候，沈醉和周养浩、徐远举等人还在重庆白公馆看宋希濂和钟彬下棋呢。
雷皓详细记录了那次董黄之战：“1952年，在功德林里发生了一起从未发生过的打斗事件。起因是黄维在学习中不仅不揭露蒋介石的罪行，反而发表攻击诽谤我党领袖的言论。事后，他又拒写检查。为此，战犯们群情激愤，黄维又口出狂言辱骂，学习组长董益三等便动手打了他，黄维也不肯示弱，结果双方打成一团。幸被管理员发现，及时制止。为此，管教人员在认真调查核实事实的基础上，不仅对黄维的恶劣表现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同时，对动手打人的董益三等也给予批评教育。”
读者诸君请注意，动手打人并受到批评的是“董益三等”而不是只有一个董益三，据黄维回忆，当时肯定没有动手、作为“第三方”向管理所“汇报战况”的是陈长捷和林伟俦，也就是说，包括王组长、董副组长和李宰卿、梁培璜也动手了。
笔者没查到李宰卿的资料，也许他还有其他的名字，“宰卿”是他的字或号，而这个人物又不太重要，所以我们也不必要深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董益三打黄维的时候，沈醉还没有进功德林，王耀武也没来——原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在《新生之路》中详细开列了1956年才进入功德林的同学名单，其中既有沈醉，也有王耀武。
雷皓明确记载打架是发生在1952年，所以王耀武不在现场，沈醉更不是目击者，我们根据上述四篇回忆文章，并主要采信雷皓和黄维的回忆，大致可以还原出当时的场景。
黄维在井陉（王英光在《特赦1959》中提到过这个地名，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时候，生活待遇都比较宽松优越：高级战犯每顿饭是三菜一汤，一个星期配给五斤白面，而姚伦和雷皓等管理人员，都是一个月才吃一次面粉，平日只吃玉米、小米和南瓜之类的粗杂粮。
进了功德林，战犯多了，管理也严格了一些，黄维有些不适应：“我在井陉整天无所事事，就借几本旧书来看看，或翻翻解放区出的旧报纸，心情虽然不好，可日子倒也过得安稳。转到功德林战犯管理处以后，我感到管理和要求都严厉多了，并且要参加有组织的学习。管理处规定我们除了同小组里的人以外，不许和其他组的人见面谈话。”
黄维一开始对学习十分抵触，瞧同组同学也不顺眼，所以在被董益三批评后很不服气，写了那两句骂人的话之后，又对其他人破口大骂，先激怒了梁培璜，又激怒了董益三， 这才被四个人揍了一顿，梁培璜和林伟俦因为没有参战，这才作为“证人”向管理所报告而没有受到批评。
如果只是董益三一个人打了黄维，我们还可以说这是兵团司令与少将特务之间素有积怨，而根据四篇回忆录还原出来的场景，却是黄维被包括军政大员在内的四人群殴，那就是黄维犯了众怒，连黄维自己也承认是他错了：“那时我对学习非常抵触，常常说些挑衅性的怪话或做些挑衅性的动作。功德林里的人，无论管理员或同犯，都认为我最顽固，事实也确实如此。”
事实上黄维在1952年的时候，不但心情不好，身体也极差，沈醉和黄济人说黄维剑眉倒竖、怒眼圆睁、拳出如风，那都是道听途说，黄维在回忆文章中记载的时间线很清晰：他1952年就开始生病，五种结核一下子爆发，别说打架，就是跟人吵骂，也是全靠一口气撑着。
七十多年前的那次“战斗”，被描述成不同版本，读者诸君手里可能还有更多详实资料，那么在您看来，黄维胡说八道该不该打？当时参战的那位“王组长”肯定不是王耀武，那又会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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